从1938年开始，国民政府正式实施了战时经济统制，这一政策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在物资管控方面，抗战初期，政府推出了《查禁敌货条例》和《禁运资敌物品条例》，禁止一切来自敌国的物资进口，同时严禁军需物资（如钢铁、棉花、粮食等）出口。1942年5月，政府废除了这两个条例，并发布了《战时进出口物品条例》，不再根据敌伪国别来决定是否进口物资，凡是军需品和日常必需品，无论来自何国或国内各地，都一律允许进口。
政府还对许多物资进行统购统销，比如钨、锑、锡、汞、铋等矿产，生丝、茶叶、棉花等原材料都由政府统一管理。此外，粮食、食盐、食糖、烟草等民生必需品也实行了专卖制度。为了控制粮食供应，政府采用了“征实”和“征借”手段，直接控制了全国粮食总产的10%。工业器材也受到严格控制，政府通过登记、凭证购买等方式管理了200多种工业设备。
展开剩余78%通过这些物资统制，政府不仅确保了国内的需求，同时还通过适量的出口换取了外汇。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，出口的统制物资总额已达到8640万美元，占战时出口的79.2%。从1942年到1945年8月，统制物资的总出口额达6430万美元。
然而，物资统制虽然有其积极作用，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现象。政府官员和一些特权阶层借机大发横财，严重加重了民众的负担。比如，棉纺厂的棉纱价格被强制收购，工厂亏损严重，而桐油等物资的收购价远低于市场价，造成了大量民营工厂的倒闭。
在工业和农业领域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条例，要求对战时必须的矿产、电力、化工等工业进行集中管理，并增加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。战时，政府还通过银行贷款、合作社等手段加大对农业的统制，特别是在粮食供应方面，通过征实和征借确保了基本的粮食生产和分配。
在抗战初期，物价上涨较慢，政府对此采取了放任的态度，但从1939年开始，物价开始飞涨。政府出台了多个控制物价的政策，如规定商家必须按指定价格出售商品，成立了平价购销处，并加强了物资采购。到1943年，尽管政府采取了限价政策，但效果不佳，物价依然飙升。
战时通货膨胀严重，尤其是在纸币发行方面。政府为了应对经济困境，大量印发纸币，导致了法币的迅速贬值。到1945年，100元法币的购买力已经大幅缩水，这直接影响了工厂和民众的生活水平。美元和法币之间的汇率也呈现出巨大的差距，1944年黑市汇率竟然高达官方汇率的27倍。
这种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使得少数官员、企业家和有特权的阶层趁机发财。蒋家、孔家等四大家族通过不正当手段，利用政府的外汇管制、纸币发行等政策，大肆敛财。据统计，四大家族的财产在抗战期间急剧膨胀，尤其是在外汇和黄金交易上，他们通过黑市汇兑、发售美元公债等手段，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。
例如，1942年，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，其中3亿美元被用来购买黄金并存入美国，剩余的用于发行美元公债。孔祥熙通过操控这些资金，不仅赚取了巨额利润，还在黑市上大量回购公债和储蓄券，以压低价格进行倒卖。
这种财富集中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抗战期间经济的混乱。虽然美国和英国的援助帮助国民政府稳定了部分金融局势，但抗战对中国国力的消耗是巨大的，加上政府的腐败，导致了经济形势的恶化。
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公开表示，国民政府的高层“全是贼”，他们利用外援资金为自己谋取私利，把大量资金投入到海外房地产中。而这只是他们在抗战期间非法获利的一个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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